推进拔尖人才教育培训机制改革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自主创新的关键，顶尖人才更具有无法替代性。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发展，拔尖人才教育培训重要性凸显，已成为国家重要战略组成部分。《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教育培训，着力加强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培养”。如何发现、如何安置、如何评价是健全完善拔尖人才教育培训机制的三个关键问题。推进拔尖人才教育培训机制改革，为具有创新潜质的拔尖学生提供应有空间势在必行。

  目前对拔尖人才的识别和发现，存在易忽视外显过早或过晚的学生、易忽视不同人才表现差异化特点等问题。因此，要健全多维发现机制，不断深化对拔尖人才成长规律的把握，深入总结不同学段、不同模式下拔尖人才的表现、需求和特征，改进拔尖人才发现策略和赛道。

  提炼多元化人才发现表征。多元智能等相关理论表明，学习敏捷性、问题解决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抗挫折能力是拔尖人才的典型特征，也符合大中小学教育工作者长期观察的实践体验。探索高效发现拔尖人才特质的场景和工具，需设计快速学习任务和即时反馈系统，精准评估学生学习敏捷性，考查其吸收新知识新技能的速度和效率。结合学生个性化学习风格和智能优势，适配相应的学习资源，激发学生发展潜能。创设真实或模拟的问题情境，促使学生在复杂情境中展现卓越问题解决能力。丰富实验实习实训平台，鼓励学生创作实物作品和实践成果，判断其实践操作能力。开展小组合作学习，观察学生在承担团队角色时的协作表现，识别学生团队协作能力。设置挑战性任务，考查学生面对困境时的抗挫折能力，全面挖掘拔尖人才。

  搭建多样化人才发现网络。拔尖人才类型涵盖“全才”、“偏才”、“怪才”，需构建教师发现、社会发现、家庭发现的多样化网络。要拓宽教师视野、增强教师洞察力，识别并珍视学生个体间的差异性；深化教师对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的深刻理解，鼓励其成为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引领探索之路的导师。可依托专业评估机构或委员会力量，让其承担既在某些领域拥有特殊能力，又在身心上伴有某些特殊障碍的“双特”拔尖人才的发现和遴选工作，确保精准识别有创新潜力和特殊才能的个体。同时，要确保评估流程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为合乎条件者提供公平的发展机遇。此外，家校合作不可或缺，它是发现、培养各类人才的关键环节。要通过家校紧密协作，关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独特性和潜力，为各类拔尖人才的涌现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设定差异化人才发现赛道。实践中有将公平简化为以统一标准、平等对待所有个体的倾向，这会导致对学生差异性的忽视，趋向于同质化的公平观，不利于充分促进每名学生的潜能开发。鉴于此，需全面、辩证理解教育公平，引入“差异化公平”理念，根据拔尖个体的不同特质和能力水平，适用灵活多样的发现方式。比如，高三阶段的密集复习虽然能提升成绩，但这种提升往往伴随边际效益递减的现象，也可能限制学生在更广阔知识领域和兴趣方向上的探索。目前，已有高校探索为具有突出学术能力、创新思维或特殊才能的学生提供更早展现自我、获得适合教育机会的赛道。

  拔尖人才教育培训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加强各环节衔接，全环节、全周期地构建拔尖人才持续培养体系。

  优化通专融合教学模式。目前，基础教育领域的英才计划、实验班等方式，加强了拔尖学生的学科认知能力发展；高等教育领域的强基计划、书院制等模式，强化了对拔尖人才的通识教育影响。然而，在探索过程中，有些学校出现了通识素养与专业素养割裂的现象，呈现出繁杂零碎、深度不足的缺憾，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制约了拔尖人才知识体系的系统建构和综合素养的全面提升。学校要逐步探索内嵌型、融合型、平台型项目的深层次地融合模式，构建通专融合的教学安置体系。要强化项目制、书院制、学院制、导师制的协同作用，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术指导和职业规划，有效促进学生专业素养和通识素养的全面发展。

  促进校内外共享优质资源。共享优质资源，协同培养拔尖人才，当前在不少国家已成为共识。当前，一些高校由于在拔尖人才教育培训时面临着难以充分支撑学科发展需求、教学内容梯级设计不够、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复杂性、共享平台建设标准缺失等挑战，因此，在推行共享教学资源时持谨慎态度，降低了优质教育资源的效用。应鼓励校内各院系积极开放具有标志性的教学资源，精心规划专业和大类培养方案，以促进学科间的深度融合和实质流，推动拔尖人才教育培训质量的提升。同时，要在保持各高校特色和优势课程基础上，完善基于地域邻近性的高校校际合作机制，实现教学资源的标准化整合和开放访问，积极推动代表性课程的校际开放。

  贯通以科研促教学的路径。遵循拔尖人才的群体特征和成长发展规律，整合高认知水平和高标准要求，围绕洞察、思考、记录、探索、产出的科教融合链路，实施精准的指导策略。首先，引导学生深入科研前沿，广泛阅读和深入实践，构建坚实的知识基础，并激发浓厚的专业兴趣。随后，促进导师个性化指导和学长辅导机制走深走实，鼓励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解决过程，培育学生创新思维。学校和教师要帮助学生详尽记录科研全程，确保数据完整和思维轨迹可追踪，积极促进拔尖学生参与学术交流，拓宽视野、深化理解。最后，激励学生整理科研成果，通过权威平台展示自己的收获，以实践检验并提升个人科研能力。

  拔尖人才的特质不完全适用于现行的教育评价标准。因此，高校要推动评价制度改革，建立一种动态、多元和综合性的评价机制，提高拔尖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

  构建动态考评体系。高校要调和考评制度的规范约束与个人潜能激发的内在张力，建立一套适合拔尖人才的动态考评体系，既要规避频繁考核导致的短视效应，又要破解因缺乏考核引发的自我驱动力减弱问题。需借助信息化大数据平台，设计动态考评分流机制，精准锚定入学、培养过程、毕业评估及职业发展等关键节点，按年级、专业维度来收集和分析周期性数据，形成反馈闭环，确保考评体系的灵活性、全过程性。完善拔尖人才退出和准入机制，未达标者将有序退出相应的选修项目，而普通班级的佼佼者则可通过动态准入机制加入项目，促进人才流动和合理竞争。

  探索复合型考评模式。实践中，一些高校拔尖人才考评体系倚重规定性测试，这虽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保障了学科基础知识的标准化评估，却也限制了人才的个性化成长和高阶能力培养评价。为此，要探索构建“规定性测试+选择性测试”的复合型考评模式。“规定性测试”作为规定性考评，维持对学生基础能力的统一衡量标准。通过标准化测验，全面监测并评估拔尖群体对学科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确保奠定基础能力的稳固根基。“选择性测试”作为自选性考评，尊重个体差异，倡导多元化发展理念。要设计灵活多样的评价标准和工具，对接学生个性化需求和兴趣特长，为学生提供自我展示和能力提升的“测量仪”。学生可依据自身兴趣和发展规划，自主选择测评项目，在个性化学习路径中深挖潜能，实现高阶能力的突破性进展。

  发挥双重考评功能。研究之后发现，拔尖人才的教育评价具有“鉴定性评价”和“欣赏性评价”双重功能。鉴定性评价考虑通用的领域，融合学业、表现、过程、增值等多维度评价手段，确保评价内容范围的全面覆盖，准确识别学生短板，有明确的目的性地促进学生发展。欣赏性评价聚焦于学生优势的发掘和个性发展，采取捕捉和分析关键事件的方式，融合自我陈述、他人评价，展现学生在特定情境下的卓越表现。高校要评估创新性思考、问题解决策略等高级能力，全面深入测评拔尖人才的素质和潜能，为拔尖人才的个性化培养和潜能挖掘提供坚实支撑。

  契合数字化、智能化的传播格局，适应Z世代拥抱变革、表达活跃、实践奋进的代际特征，以更鲜活的话语、多元的样态实现有效触达，彰显理论的生命力与引领力，是做好新时代理论传播的应有之义。

  人工智能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先导产业、基础产业和战略性产业，正在通过生产要素、生产资料更新、重组，生产关系、生产制度重塑，成为最具潜力、带动力和深刻影响力的新质生产力引航。

  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现共建国家的一起发展与繁荣。经过11年的共同努力，一大批标志性项目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营，为共建国家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经济学在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中的角色，应该是在科学决定气候目标的基础上，主要研究怎么样以成本最小化的方式实现该目标，而不是将经济考虑凌驾于科学之上，由经济学决定温升应该控制到什么程度。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教育培训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有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慢慢的提升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互联网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地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互联网空间，携手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